余永定:没有经济增长无法根本解决失业问题

2020-05-14 01:49作者:admin来源:未知>次阅读

新京报:你对地方政府发放消费券的做法有何评价?

今年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政府的财政肯定是十分困难的,但许多钱是必须花的。地方政府难以克服的财政约束,中央政府是不难解决的。针对救助此次疫情中受影响的困难群体,中央财政可以设立一个抗疫纾困支出项目。有关的临时性支出,作为一般公共预算的一部分在此项目下列支。

新京报:近期,中国经济学界对直接发钱补贴包括失业者在内的受困群体的呼声颇高。中国是否应该仿效国外给民众发钱?

余永定:首先,我们要区分清楚主张发钱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抗疫纾困还是刺激消费(或者说刺激经济)?

余永定:在充分利用现有社保体系为失业者纾困的同时,还应该考虑动用财政资金救助现有社保体系覆盖不到的失业和隐形失业人口,特别是社保体系覆盖不到的失业和隐形失业群体。

新京报:在现有社保体系覆盖的范围之外,还有其他帮助失业者纾困的途径吗?

在抗疫时期,发钱纾困是有意义的。为了防控疫情的需要,政府封城,要求民众居家隔离。但西方国家工薪阶层都面临税赋重、储蓄少、刚性支出大的问题。一旦工厂关闭,工人失去了收入来源,生活可能会陷入困难。在整个经济活动基本停止运转的情况下,国家必须在资金上出手紧急救济(发钱)。

余永定:对于失业人群,可以分为参保的城镇失业人群和未参保的人群,而后者又包括城镇失业人群和实行合同制的农民工。在决定发钱不发钱之前,应该先考虑如何发挥现有社保体系的作用。

余永定进一步表示,短期的纾困措施没有可持续性,要想从根本上救助困难群体、解决失业问题、刺激消费,关键还是要有一定的经济增长。没有经济增长,无法解决失业问题和纾困困难群体。

新京报: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3月就业人员规模比1月份下降6%以上,这意味着有一大部分群体未复工,应该如何救助失业群体?

目前美国、德国、日本等国家正处在抗疫阶段,各国政府发钱纾困的理由大抵都是为了让居民安心宅在家里。即便如此,在其中一些国家仍然出现了发钱过多造成道德风险的声音。

近期,中国经济学界呼吁直接发钱纾困的声音颇高。中国是否应该仿效国外发钱补贴包括失业者在内的困难群体?

第四,可以利用精准扶贫的渠道,救助由于失去工作而陷入困难的在农村的群体。

“刺激消费的根本出路在于经济的增长”

当然,我所说的增长不是盲目追求政绩的增长,不是“挖坑埋坑”的增长,而是惠及民生的增长,加强经济安全的增长,推动自主创新的增长。一句话:可持续的增长。

第二,对参保且并未失业,但工资收入因疫情受到严重影响的企业员工提供补贴。为降低失业率,最近几年人社部推出“稳定岗位补贴”。凡采取有效措施不裁员、少裁员,稳定就业岗位的企业,可申请稳定岗位补贴,补贴标准为本单位失业保险费总额的40%,这种补贴在当前情况下确实可以起到纾困作用。

第三,通过低保系统为失业人群纾困。4月21日的国常会指出,对符合低保条件的城乡困难家庭做到应保尽保,及时将未参加失业保险且收入低于低保标准的农民工等失业人员纳入低保、救助等范围。

第五,通过失业保险系统为未参保城镇失业人口和企业纾困。2018年中国失业保险参保人数为1.9643亿人,对比全国就业人口7.8亿人,参保率仅为25%。另一方面,2018年底失业保险金累计结余额是5817亿。参保率低和结余大,似乎说明大量真正需要参加失业保险的企业没有参加失业保险。假设这1.96亿人都是城镇居民,则城镇居民参保率也仅为44.5%。换言之,中国存在大量未参保的城镇就业人口。对于未参保的城镇失业人群怎么办?考虑到失业保险基金存在大量结余,作为非常时期的非常之策,政府是否可以考虑通过某种途径,借用失业保险金的结余用做未参保的失业人口的失业保险金?“稳定岗位补贴”是否可以推广到未参保但还在苦苦挣扎的小微企业?

余永定:发消费券主要目的和作用是刺激需求,但其作用是有限的,刺激消费的根本出路在于经济的增长。从经济学上讲,影响消费的因素主要有两个:现在的收入状况、对未来收入的预期。只有改善了居民现在的收入状况和对未来经济的预期,大家才愿意花钱消费,而这两样最终都需要经济的增长才能实现。经济增长是硬道理,有了经济增长,才会增加就业机会,收入才会增加,消费也会随之增长,从而形成良性的循环。没有经济增长是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失业问题的,也无法纾困困难群体。

“目前美国、德国、日本等国家正处在抗疫阶段,各国政府发钱纾困大抵都是为了让居民安心宅在家里。但中国基本度过了抗疫纾困阶段,现在再发钱已经不再具有这种意义了。”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余永定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在他看来,从选择补贴对象上看,在中国直接发放补贴也存在一定的难度。

“要尽快让现有的整套社保体系运转起来”

第六,现在不少农民工已经返城,但是有人因找不到工作而流落在街头。地方政府必须利用现有救助机制,或拨出专款,帮助这些人返乡或者进行其他的安置。

“要发钱,首先要搞清楚发钱的目的是什么”

第一,对于参保的城镇失业人群应该由失业保险基金为他们支付失业保险。根据国家规定,对参保企业中的农民工应该足额支付一次性生活补助,使他们离开原单位后可以回乡务农,且有一定生活保障。疫情暴发在春节长假期间,恰好在这段时间农民工回家过年,目前还未返城的农民工可以暂时留在农村,也算是一种原始的就业保险形式。等疫情结束之后,他们可以再返城务工。

但现在从中国来看,生产逐步恢复,工厂基本复工。也就是说,我们已经过了要通过发钱来抗疫纾困的时期了,现在再发钱已经不再具有抗疫纾困的意义了。如果未来疫情出现反复,我们再次回到停产停工的时期,是否发钱就另当别论了。

那么如何救助包括失业者在内的困难群体?余永定建议,首先要尽快让现有的整套社保体系运转起来,尽可能完全覆盖失业群体。“对于救助资金来源问题,中央财政可以设立一个抗疫纾困支出项目。”

从补贴对象的选择上看,在中国发放补贴也存在相当大的难度。发放补贴时,首先面临一个问题:这个钱发给谁——是人人都有一份补贴,还是只发给困难群体?如果只发给困难群体,如何识别应该被救助的对象?即便有各种发钱的理由,操作起来也依然比较困难。

新京报记者 侯润芳

总之,我们首先要尽可能利用现有的社保体系和渠道,要尽快让现有的整套社保体系运转起来,尽可能完全覆盖失业群体,减轻城镇失业者和被迫滞留在家的农民工的困难。但这些纾困措施都是临时性措施,没有可持续性。要想从根本上救助低收入群体,从根本上解决失业问题,关键还是要有必要的经济增长。没有经济增长,失业问题是无法解决的。

2019年12月18日,新京报“看2020”财经峰会举行。 新京报记者 李木易 摄

“财政设立专门的支出项目救助困难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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